夜里十一点半，湖北某县城的一个地下室单间里，李大成按下了手机屏幕上的转账密码。 绿色的图标转了两圈，屏幕上弹出一个刺眼的提示。 “转账成功，2000元。” 收款人，是他的妻子王梅。 李大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把那台屏幕碎了三道裂纹的旧安卓手机丢在床铺上。 他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，骨头发出几声沉闷的脆响。 床头柜上放着他的晚饭。 一碗已经坨在一起的清水挂面。 上面飘着几滴可怜的香油。 连一片绿叶菜都没有。 旁边是一个硬邦邦的冷馒头，那是他昨天早上在路边摊买的，一块钱三个，他吃到了今天。 李大成拿起筷子。 扒拉了两口冷硬的面条。 囫囵吞了下去。 他的手背上全是细碎的伤口，那是白天在工地上扛钢管时被铁锈划破的。 伤口已经结了黑红色的血痂，混着洗不干净的灰泥，看起来像一双干枯的老树皮。 他今年才三十五岁，但两鬓已经有了白发，眼角的皱纹深得能夹死蚊子。 在这个中部省份的普通县城里，李大成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底层劳动力。 他没有学历，没有技术，只能靠一把子力气挣钱。 他打着几份零工。 白天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，和水泥、搬砖头、扛建材。 晚上要是运气好，还能去批发市场帮人卸货，从一辆辆大卡车上往下搬成箱的蔬菜和水果。 一个月起早贪黑，累得像条狗，满打满算也就挣个三四千块钱。 这点钱，在如今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，能干什么呢？ 但李大成硬是靠着这三四千块钱，撑起了一个家。 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是，每个月的生活费绝不能超过五百块。 房租三百，剩下的两百块钱，就是他一个月的饭钱。 他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去任何娱乐场所。 他连一瓶两块钱的矿泉水都舍不得买。 每天出门前。 都会用一个褪了色的塑料水壶。 灌上满满一壶凉白开。 剩下的钱，他全都一分不少地攒下来。 只要攒够了两三千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通过微信转给远在杭州打工的妻子王梅。 “梅子，钱收到了吧？在那边吃好点，别省着。” 转完账，李大成通常会发去这样一条语音。 他的声音里透着疲惫，但更多的是一种质朴的讨好和牵挂。 过了很久，手机屏幕亮了。 王梅回过来几个冷冰冰的字。 “收到了。” 没有多余的寒暄。 没有问他累不累。 也没有问他吃得好不好。 李大成看着那三个字，心里有些发空，但他很快就替妻子找好了理由。 “大城市工作忙，肯定是在加班，没空多打字。” 他这样安慰自己，然后端起那碗冷掉的挂面，继续大口大口地吃着。 他不知道的是，此时此刻，在千里之外的杭州，王梅并没有在加班。 她正坐在一家装潢精致的夜宵大排档里，面前摆着热气腾腾的麻辣小龙虾和冰镇啤酒。 坐在她对面的，是一个穿着干净带领T恤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男人。 男人叫周强，江西人，是王梅在杭州那家电子厂里的线长。 周强熟练地剥好一个虾尾，蘸了蘸汤汁，自然地放进了王梅面前的骨碟里。 “多吃点，你这几天上夜班，人都瘦了一圈了。” 周强的声音很温柔，带着一种城里人才有的体贴。 王梅看着碟子里的虾肉，又看了看手机里李大成刚转过来的两千块钱。 她的心里闪过一丝极度微弱的愧疚，但很快，这种愧疚就被眼前的热闹和虚荣给掩盖了。 她不动声色地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面上，拿起筷子夹起虾肉放进嘴里。 “谢谢强哥。” 王梅笑了笑，眼角眉梢都带着一种久违的娇媚。 这是她来杭州的第三个月。 三个月前，王梅拖着一个破旧的蛇皮袋，在县城汽车站和李大成挥泪告别。 那时候，家里的日子实在快过不下去了。 孩子要上小学，各种费用压得人喘不过气。 公公婆婆身体不好，常年吃药，家里那点微薄的积蓄早就见了底。 李大成在县城里拼了命地干活，也只能勉强维持个温饱。 “大成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村里好几个姐妹都在杭州那边的电子厂打工，听说一个月包吃住能挣五六千呢。” 那天夜里。 王梅坐在床沿上。 看着愁眉苦脸的丈夫。 提出了这个想法。 李大成一开始死活不同意。 “你一个女人家，跑那么远去受苦，我不放心。家里有我呢，我再多找份活儿干。” “你上哪找去？你一天就二十四个小时，你还能把自己劈成两半去干活？” 王梅急了。 最终，现实的压力还是逼得李大成低了头。 他东拼西凑借了一千块钱路费，给王梅买了一张去杭州的硬座火车票。 在站台上，李大成紧紧抓着王梅的手，眼眶通红。 “梅子，出去外面长个心眼，别舍不得吃穿。等我在这边攒点钱，就把家里的账还清，到时候你就回来，咱们好好过日子。” 王梅当时也哭成了泪人。 她用力地点头，发誓一定要在外面好好挣钱，绝不乱花一分。 可是，大城市的繁华和诱惑，远比她想象的要猛烈得多。 刚到杭州的第一周，王梅是被震惊包裹着的。 那种震惊，不是因为西湖有多美，也不是因为高楼有多高。 而是她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，看到了那些和她一样的女工。 她们虽然也是打工妹，但下了班以后，都会换上漂亮的裙子，化着精致的妆。 她们会三五成群地去逛商场。 去喝那种二十多块钱一杯的奶茶。 去吃她听都没听过的网红餐厅。 而王梅，只有两套从